雄才大略学习通军事理论试题答案的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数得上学习通军事理论试题答案的几个积极有为的皇帝之一，他的文治武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汉社会的面貌，成为了两汉政治的遗产。对待这份遗产，他的继承者抱有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就直接关系到国策的制定与实施，并进而制约着汉朝国运的盛衰。本文旨在通过对武帝身后政治走向的考察，以概略说明当时朝廷有关国家战略抉择的得失与利弊。
一、武帝晚年的社会政治危机
汉武帝奋发有为，自登基之日起就孜孜进取，希望成就一番伟业，为汉家天下开创一片崭新的局面，所谓“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为此，在政治上，他贬抑相权以强化君主独裁专制，“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施“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经济上，他重农抑商以巩固国本，算缗告缗以大量征收工商税资，设立盐铁专卖制度以控制经济命脉，推行“平准”措施以垄断商业活动，按“利出一孔”的原则操控国家全部经济活动。思想文化上，他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立五经博士，兴办学校以明确文化建设的导向，倡导孝行，宣扬廉德，移风易俗以教化天下万民。当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桩事业，是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起连续39年之久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其间他又先后平定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这正如司马相如《难巴蜀父老书》中所说的那样：“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汉书·司马相如传》）以武帝一生行迹看，其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而立“非常之功”，乃是实至名归的。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主导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正面的：对此汉代人早就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遗大将军、骠骑……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美之地……功业既定，至今累世赖之”（《汉书·韦贤传》）。东汉桓谭也说：“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新论》）仰慕崇敬之心，跃然笔端。平心而论，汉武帝的确是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这些颂扬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汉武帝的赫赫功业也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高度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这首先是国家财力、物力损失惨重，经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家底几乎荡然无存，“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其次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使得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酷吏传》）。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新论·识通》）。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
因国策失误而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汉武帝本人在晚年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作为乃是有不得已的背景，如果后继者禀行不改，则必定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并开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调整，以弥补自己的失误，化解社会的戾气与愤懑，希望藉此缓和矛盾，重新稳定统治秩序，征和四年（前89年）他驳回桑弘羊等人有关轮台屯田的奏请，下《罪己诏》，对自己的晚年用兵劳民之失进行全面反省，彻底自我否定便是这方面的证据：“深陈既往之悔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并具体颁布《劝农诏》使“思富养民”的策略调整逐步得到落实：“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到这时，一生不懈追求权力与功业的汉武帝似乎终于从权力和功业的黑洞中走了出来，变得比较有人情味，有意识地去扭转政治发展的方向。可惜的是，留给汉武帝的时日已经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大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进行补救。
二、武帝身后的三种国策抉择模式
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西汉王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之下，通过清晰明了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利用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参见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第158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当时围绕汉武帝身后的统治方略抉择问题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基本阵营，他们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前后争先恐后地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亟切希望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国策，使政治的演变递嬗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概括地说，这三大政治阵营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旧派，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朝廷政治实际掌控者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他们的具体主张，恰好地体现了三种截然对立、特色鲜明的治国理念与运作手段。
桑弘羊等人是汉武帝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看来，汉武帝生前的一切作为都是合理正确的，甚至称得上是尽善尽美。汉武帝推行“利出一孔”的经济专制政策是高明的做法，盐铁官营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盐铁、均输，所以通财委而调缓急”（《盐铁论·本议》）。汉武帝反击匈奴，开边拓土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积极措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战略选择，赞颂汉武帝的武功是大汉帝业得以维系的柱石：“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盐铁论·结和》）。并进而指出，治国安邦不能侈谈什么王道、德政，而必须以法术为先，儒家理论充斥着迂腐性，实在于事无补，“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盐铁论·论儒》）
鉴于这样的认识，桑弘羊等人强调，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更，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执行，所以，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匈奴要毫不留情地继续打，所谓“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结和》），而汉武帝的历史贡献则要无保留地加以歌颂：“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室”（《盐铁论·结和》）。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份牢骚，全然属于扰乱视听，松懈斗志，“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盐铁论·伐功》）；必须严厉处置，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统治者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谁多长几个脑袋，胆敢跳将出来无事生非，兴风作浪。总之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无论是谁，都不准动汉武帝既定政策这块“奶酪”！
贤良文学的意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利用盐铁会议的召开之机会。全面清算武帝朝的政策，反对汉武帝“霸王道杂之”的新政，主张“进本退末”，“抑末利”。他们对汉武帝生前的所作所为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抹煞的立场，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军用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盐铁论·伐功》）。强调推行盐铁官营、设置均输，征发酒榷等国家经济垄断体制是“与民争利”，纯属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严重的本末倒置，败坏社会风气，“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议》）。厉行法治，集中君权，是典型的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地广而不得（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盐铁论·击之》）。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生前所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给社会、国家与民众都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盐铁论·西城》），“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
基于这样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强烈主张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用纯粹的儒家政治替代“外儒内法”、挂羊头卖狗肉式的酷吏政治，变起兵征伐为和亲通好，改盐铁官营为放任自流，废苛法禁民为仁义德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盐铁论·世务》）；一切推倒重来，彻底改弦更张，摈弃霸道，唯行王道。在这些贤良文学的眼里，认为只要推行德政，提倡仁义教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安邦安国，长治久安，“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盐铁论·世务》）；“诚以行（“行”据太玄书室本当作“仁”，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529页）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盐铁论·险固》）。
以汉武帝首选托孤大臣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是当时朝廷大权的真正主宰者，他们的头脑相对较为清醒，既不满意桑弘羊等人的固执保守，不知变通，也没有看中贤良文学的偏激空谈，大言凿凿，而是设法在上述两派之间走平衡，定取舍，择其所长，弃其所短，在此基础之上理性平允地作出自己独到的选择。
在霍光等人看来，汉武帝生前的不少做法的确有过火不妥的地方，有必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调整，因为在国民生计业已十分凋敝，匈奴边患业已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之下，再一味对匈奴大动干戈，穷兵黩武，乃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但是如果因此而借题发挥，全盘否定汉武帝的煌煌功业，将西汉王朝的统治贬得一钱不值，那么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也等于剥夺了汉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动摇国本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另外，像行之多年的盐铁官营等经济专制政策，虽然不乏种种弊端，就如时人所指出的那样：“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史记·平准书》）；“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纯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盐铁论?水旱》）。可是，总的说来，毕竟是利大于弊，一旦草率废去，则国家的经济收入又如何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管理体制岂不会陷入严重的混乱！至于酷吏政治固然严酷残暴，可是它又多少起着稳定社会、控制局面的作用，“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禁网寝密”（《汉书·刑法志》）。仁义德化的确美妙，令人向往，可是拿它当旗帜、做招牌可以，但真的用于实际政治层面的操作，则未免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了。连最温和的儒家人物孟子都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主张“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假如没有必要的法制作保证，单凭所谓的“德政”来安邦定国，企求长治久安，诚属于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南辕北辙。
治国安邦的基本思路整理清楚了，具体的管治办法也就浮上了台面：这就是行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一方面，动用手头雄厚的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做法作出必要的调整。例如在对匈奴的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骚扰入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大规模出击，结果是“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书·宣帝纪》）。又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并鼓励本业，恢复经济上的活力，“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上》）。另一方面，霍光等人又始终做到头脑冷静清醒，避免在对待汉武帝的政治遗产一事上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强化集权等基本国策，真正做到“霸王道杂用之”，以确保西汉王朝统治的国本不致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有张有弛地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应该承认，霍光等人的做法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也收到了积极可观的效果，即认真贯彻“知时务之要，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造就了“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赞论》）的良好社会政治、经济局面，使汉朝的统治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三、汉武帝身后国策抉择意义简评
显而易见，汉武帝身后国策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西汉王朝国运的盛衰，而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政治运作上情、理、法三层要素的融洽无间、有机统一。事实表明，贤良文学偏执于“情”，受儒学教条的束缚，纯就道德立论，将理想等同于现实，这固然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昧于逻辑的“理”与可操作的“法”，则不免乎“迂远而阔于事情”； 正如汉宣帝所尖锐批评的那样：“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桑弘羊等人则迷信于“法”，虽有真诚的治国愿望和强大的行政资源，然而却无视实际情况的变化，无法做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故其所提出的基础理论方案寡情悖理，已经是明显的不合时宜。如果按照他们的理念和方针去施政，那么等于是纵容他们继续折腾，火上浇油，必然是为害剧烈，于事无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霍光等人视野开阔，思维深刻，综合考虑情、理、法的辩证关系，尊重客观现实，关注利弊条件，合乎人情，顺乎常理，用乎法术，可谓是真正地掌握了为政的奥妙，平衡的艺术，终于使汉武帝遗留下来的“有亡秦之失”之政治为之一变，“而免亡秦之祸”，走上了一条能够充分保证国家得以正常发展的康庄大道。这种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明智选择，的确令后人叹为观止，神往不已！班固曾称道霍光“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照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汉书·霍光传赞论》）。这绝对不是漫无边际的胡吹瞎捧。
当然，由于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十分沉重而复杂，因此有关它的评论与判断始终处于分歧、对立的状态之中，这种现象实际上贯穿于两汉时期乃至于整个历史，成为值得十分关注的文化景观。
大多数比较正统的儒者都质疑汉武帝事功以及政治风格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对武帝加以尖锐的抨击与无情的否定，这实际上是对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政治路线的一脉相承。如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朝议立武帝庙乐，长信少府、名儒夏侯胜对此当即提出异议：“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又如元、成朝时否定汉武帝的思潮又起，其中贾捐之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籍兵厉马……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汉书·贾捐之传》）。至于贡禹则是对武帝推行酷吏政治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加以猛烈的批评，“自见功大威行，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汉书·贡禹传》）。这不能不造成吏治黑暗，政局大乱。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肯定武帝的作为，认为他是汉朝统治走向强盛的关键人物。如刘歆曾高度评价武帝的功业：“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汉书·韦贤传》）。班固更是极力称道武帝的雄才大略，敬慕之心跃然纸上：“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赞论》）。
这种分歧意见的大量存在，表明人们对武帝身后的政治遗产的态度与立场始终是矛盾对立的。这样就透露出一个讯息：尽管盐铁会议后，在霍光的主导下，国策的抉择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并没有真正形成共识。所以，一旦当政治气候或条件发生变化，武帝的幽灵依然会浮上表面，成为影响国策调整或改变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武帝的政治遗产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始终在那里悄然操控着汉代政治发展的方向。而其后继者对这笔政治遗产的认识差异以及接受程度，又转过来制约着自己的施政理念与方针，从而对汉朝国运的盛衰产生影响。宣帝、元帝对“霸王道杂之”等汉家制度认同与遵循的差异，并由此对汉代政治打下深刻的烙印，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正如后人所云：“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寔传》）。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武帝身后的汉朝统治者而言，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永远是个巨大的存在，国策的抉择必须在其阴影笼罩下作出，国运的盛衰也就必定与是否利用好这笔遗产有关。
黄朴民，男，1958年生于浙江绍兴市，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详解》、《黄朴民解读论语》、《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学术月刊》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黄朴民：尴尬的危机，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在中国、在当下，历史的角色与地位显然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人们对于作为民族与国家生命历程本身的历史事迹是兴趣盎然、情有独钟的，但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则是意兴阑珊、敬谢不敏的。一方面大学历史系门可罗雀，历史学专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充斥荧屏，大话历史的作品风光畅销。虽然说“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严肃的历史学术性研究成果受众面的狭窄乃古今皆是，理所当然，它的关注度、影响力不及“下里巴人”性质的公共领域通俗普及史学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像人们在这么热衷追捧“某某朝那些事儿”的同时，却将历史学专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才写成的专著、论文弃之如敝屣，甚至没正眼瞧瞧，这样的反差也实在太大了一些。毕竟，在中国古代，像《史记》、《资治通鉴》这类史书，并不仅仅是其撰著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自娱自乐，玩象牙塔里“一个人的精采”，而是广为流传、至少普及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所以，当今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其主要根因还得从当下历史学研究自身上去寻找，而不该怨天尤人、文过饰非。我个人认为，正统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之所以遭遇瓶颈、寂寞孤独，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之外，更致命的是理念上的偏颇与方法上的错谬，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宗旨与原则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浑然不觉中进入了严重的“误区”，这类“误区”是很多的，我这里就简单列举四个。
第一，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
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尽管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一再强调历史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张历史研究应“客观如实”，“据实记事”，所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认定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乃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可是，事实上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加上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今天的历史学者在接受相关历史信息时，本来已是残缺不全或真伪混杂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不溢美，不隐恶”作为理想的原则以及努力，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为操作的实践则不免捉襟见肘，遥不可及。
其实，正如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思想学派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人心中的历史”。任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史前陈迹，都被赋予了记载者与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谓历史的真实仅仅是指主观的真实，而绝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而只能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遗憾的是，占据我们史学界的主流的，是认同兰克学派的“史料学派”，信奉的是汲汲还原于真实历史的戒律，既然要恢复所谓的“绝对真实”，那么就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堆砌资料，“考镜源流”，于是乎“史料即史学”的提法受到热情追捧，饾饤考证的途径成为最高规则。可这样一来，历史学的叙事手法就不能不沉闷枯燥，历史学的表述形式就不能不僵硬刻板。历史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生存方式与政治智慧就完全被冲淡乃至淹没了，历史研究也只能成为极少数“小众”的圈内“游戏”，就与普通人划清了界线，排斥了更多的人的参与。由此可见，追求绝对真实的迷思，使得历史学的活动空间受到人为的逼仄，与整个社会产生严重的疏离排斥，这显然是历史学研究宗旨偏颇而导致表述形式艰涩，无法扩大受众的基本原因。
第二，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
轻视理论思维，满足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诠释，导致史学研究在选题上的烦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积极借鉴西方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诸多历史对象的认识。由此，社会史、环境史研究热潮逐渐涌动，经济史、心态史、人口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史、灾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兴起并不断拓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但受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史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也出现了“病态”。一些论著着眼于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参照，显示出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
在历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一些学者只看重对枝节性历史现象的考证或描述，而轻视甚至否定对历史规律和重大问题的考察，这就有可能使得历史学研究迷失方向，严重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成为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之类的考证描述时，社会自然要使历史研究被边缘化，历史学遭到冷落便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第三，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
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它表现为：一是观念上的唯“新”是尙，唯时是趋。创新是史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符合历史实际，以史实为依据；二是要正确对待传统，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学界某些人在创新问题上陷入误区，正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宗旨，为“新”而新，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味地标新立异，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做传统定论的翻案文章，虚张声势，强词夺理，过去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则千方百计否定之；过去否定的，则挖空心思加以开脱、粉饰和美化。包括对以往的学术积累予以基本否定。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对新的理论、方法，常常是趋之若鹜，机械照搬，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动辄用各种时髦新潮的方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深奥的问题，用所谓“后现代”的语言释读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这样做的效果有时不一定理想。如有的原本很见功力的社会史研究专著，由于过多地追求方法论的创新，文字表述过于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累赘，减弱了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传播功能。
三是表述上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统的观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似乎不够严谨，存在着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间。例如，近年来地下文献的出土和刊布，对于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全面重写中国思想学术史，则是值得讨论的。简帛等新出土材料固然重要，可是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不能取代传世文献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而以有限的出土文献来抹煞“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则更属于数典忘祖的做法。
第四，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
历史学研究当然要秉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排斥艺术，杜绝合理的想象与一定的虚构。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提倡“文质彬彬”，主张“文史不分家”。因此，脍炙人口的经典历史巨著，如《史记》、《左传》等，都不乏用文学语言来做揣摩性质的细节刻画或气氛烘托。而正因为有这种渲染性的描绘乃至夸张，整个历史的场景才鲜活起来，历史的情节才生动饱满，历史的人物才有血有肉，充满了抒情式的诗意，使得人们在了解历史知识，获取历史智慧与启迪的同时，尽情享受历史本身所蕴有的美感与魅力。应该说：这类推理性、只具有历史逻辑真实意义的文学性渲染或刻画，是没有十分的科学或事实依据的，换言之，是不尽科学理性的。如《左传》中关于鉏麑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显然有问题。因为鉏麑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这并不影响史书作者作自己的推断：既然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那么就可以想象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归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艺术维度与空间。
又如，司马迁写垓下之战时霸王别姬的情节，也同样属于艺术的虚构，毕竟项羽与虞姬两位当事人均已身死，随同项羽突围的亲信左右亦喋血沙场，且项羽与虞姬分别的场景当有一定的私密性，旁边不会有太多的闲杂人员，那么，有谁能亲耳聆听“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样悲恸欲绝的歌声？又有谁能亲眼见证虞姬自尽绝命的悲剧。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可以猜度：英雄美人，生离死别之际，一定会有一番感天动地、缠绵悱恻的戏剧高潮。于是他就合情合理地写入史书，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渲染。这当然不是科学实证，而是艺术虚构。可恰恰因为有了这种虚构，《左传》、《史记》才成为了不朽的史学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是所谓的“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所以，一味强调所谓“科学性”、“实证性”，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学实证的前提下，运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虚构等手法，才能保证历史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从而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避免被边缘化。说到底，这就是《史记》、《左传》等旷代经典与《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等普通史料丛书之间的区别之所在。
可是让人感到惆怅的是，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讲究内容表述上的理性科学了，冷静严肃得令人窒息，完全排斥了文学的想象、艺术的夸张，于是乎，研究成果总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读这类“成果”，不要说一般大众惟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历史工作者来讲，也是一份苦差事，同样，兴味索然，昏昏欲睡。这就是当今历史学不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很显然是单纯讲求所谓“科学性”所产生的弊端。
当今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面临挑战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缘于上述四大“误区”，但是，这些“误区”的存在与制约，却的确是影响到了历史学的健康发展。要让历史学重新走向社会，融入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正视这些误区，走出这些误区，否则，谈历史学研究的重振，谈以古鉴今，不啻为痴人说梦，顾盼自雄而已！
标签： #学习通军事理论试题答案
评论列表